人物：徐向前
自1966年至1976年，我国历史舞台上上演了那段令人心悸的十年动乱。这场突如其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持续时间之长，造成的破坏之重，令人难以预料。对此，党中央在《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。在此，我仅就本人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期间的经历，作一简要回顾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序幕刚拉开，便如同狂风暴雨般迅猛而至，铺天盖地。短短半年时光，便将天下搅得一片混乱，彻底颠覆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、秩序与生活。
我与众多同仁共感，面对这场突兀而至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们深感措手不及，对其内涵亦难以透彻理解。然而，有一点我们共识明确：军队与地方体制各异，绝不可陷入混乱。叶剑英同志当时担任军委秘书长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。然而，1966年10月5日，林彪的建议下，发布的《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》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，并强调“必须彻底摒弃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束缚，与地方院校同轨，严格遵循十六条的规定，充分激发民主活力，大力倡导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，军队院校在此方面更应树立典范。”该指示一经下达，军队院校与机关随即陷入动荡，地方与军队院校的学生纷纷冲击军事机关，此类事件频发。我们从事军事工作数十年，深知军队一旦陷入混乱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它关乎国家安全，令人深感忧虑。
在十一月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提及，我们即将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盛会，届时总理、陶铸及几位资深将领将出席并发表讲话。11月13日，我们抵达北京工人体育场，参加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代表的大会。现场气氛热烈，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，人潮涌动，人数逾十万。周总理和陶铸同志与大家见面后便悄然离去，随后陈毅、叶剑英、贺龙以及我依次发言。当时，我们一致反对扰乱军队秩序，反对无序冲击军事机关。陈毅同志强调，来此体育场的目的正是为了“泼冷水”，认为适当的“冷水”有助于清醒头脑。他反对“逐步升级”的策略，认为口号越激进而越“左”越好，对倒台的官员数量不满，甚至想要继续升级。他提醒大家避免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。我在讲话中强调，我军陆、海、空三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，随时应对敌人的突袭，确保一声令下，即刻行动。贺龙同志也发表讲话，尽管他当时受到林彪的诬陷，处境艰难，但他的出席是对林彪集团的有力反击。叶剑英同志则指出，真理不可逾越，一旦越界即成谬误。他批评学毛著不应仅限于背诵，而应结合实践，否则将沦为教条。在叶帅讲话过程中，一名兽医大学的学生递来纸条，质疑会议是否得到林彪的批准，暗示会议合法性存疑。叶帅对此表示愤怒，当众宣读纸条，质疑我们是否秘密开会。他指出，总理和陶铸同志均出席，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集体讨论的，怎能说我们是在未经军委同意的情况下开会？我们的讲话是出自对党和军队的关爱，对干部和群众的关怀，却最终被误解为重大“罪状”。
11月29日，军委文革再次组织了第二次接见活动。陈毅、叶剑英以及我，一同前往工人体育场，出席军队院校及文体系统来京人员的集会。步入主席台，映入眼帘的是显眼的标语，上面写着要批判陈、叶两位同志13日的讲话，甚至还有“炮轰”、“火烧”等激烈字眼。由于前晚睡眠质量不佳，我头痛、疲惫，并未准备在此次会议上发表讲话。陈毅同志的发言较为冗长，他针对少数人关于上次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向群众泼冷水的说法，进行了劝诫，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看待“路线斗争”。然而，由于我的头痛愈发剧烈，我不得不提前离场，未能完整聆听陈毅同志的发言。
体育场上的两次会面，竟成为引发纷争的导火索，招致了无尽的麻烦。觊觎军队权力的江青一伙，趁机大肆宣扬军中存在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，鼓吹要“改组军委文革”。组长刘志坚被撤销职务，遭受批斗，陈毅、叶剑英也受到了无端的攻击。军队内部秩序愈发混乱，众多官兵陷入迷茫，不知该听从谁的指示。
1967年1月6日，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，说有要事找我谈，但他来我家不方便，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。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：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。我有点吃惊，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我多年有病，身体不好，对干部情况不了解，请转告毛主席，这个工作我干不了！”他说：“不行啊，这是江青提议，毛主席批准的。”听到是江青提议，我愈加莫名其妙。就说：“我的确干不了，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！”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，说他马上要去开会，便夹起皮包，匆忙告辞了。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，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。江青其人，我们对她不了解，平时毫无来往，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，见面打打招呼而已。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，毛主席找我谈工作，她极少在场。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，不知出于什么用心。想来想去，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，恐怕推是推不掉的，只好硬着头皮干。后来，我见到毛主席，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，请主席另选贤能。毛主席说：“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你就放心去干吧！”
1月12日，全军文革小组正式宣告成立，由18位成员组成。该小组的组长由徐向前担任，而江青则出任顾问。副组长一职由肖华、杨成武、王新亭、徐立清、关锋、谢镗忠、李曼村共同担任。组员名单包括王宏坤、余立金、刘华清、唐平铸、胡痴、叶群、王蜂、张涛以及和谷岩。该小组的办公场所设于三座门。
晚年徐向前
新官上任，恰逢“一月风暴”，局势一片混乱。上海“造反派”发起的“夺权”狂潮席卷全国，各行各业、各部门均深受影响，更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与支持。毛主席曾言：“这是一场大革命，是一场阶级推翻阶级的大革命。”林彪则煽动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普遍“清洗”，声称：“真金不怕火炼，若是非真金，烧掉也无妨。”军队院校的“造反”组织纷纷夺权，两派群众间的武斗愈演愈烈；部分文革小组成员被揪出批斗，下落不明；上访群众络绎不绝，少则数人、数十人，多则数百人、上千人，有时一天竟达二百余批。各单位告急电话此起彼伏，我家原有两部电话，又新增两部，仍显不足。五名工作人员日夜轮班值守，忙碌不堪。我除需参加会议外，还得接待“造反派”。不论日夜，一纠缠便是数小时，致使我的头痛病时常发作。那时我常感疲惫，脾气也大，言辞难免过于激烈。周总理曾教导我：“与这些人打交道，须牢记八字真言，即多听少说，多问少答。”此后，在接见群众组织时，我便采纳了这一策略。
一月中旬，京西宾馆内围绕对肖华的批判与纠葛，上演了一场“闹剧”。
某日，陈伯达在接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之际，竟公开发表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评价，称其“不似战士，更似绅士”。此言一出，总政内部顿时陷入混乱，有人随即张贴大字报，呼吁对肖华同志进行批斗和打倒。周总理闻讯后，勃然大怒，亲自出面澄清事实，称其为无端谣言。消息传至毛主席耳中，江青心中忐忑，遂派人于夜幕降临时迅速覆盖了这些大字报。我们误以为此事已告一段落，因而并未继续深究。
1月19日下午，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。会上，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“四大”的问题，叶剑英、聂荣臻和我，与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姚文元争论起来，僵持不下。这时，叶群说她要发言，只见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，念了起来。内容是什么呢？批判肖华。她说：肖华反对林副主席，破坏文化大革命，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。陈伯达、江青在一边帮腔，说了肖华同志许多坏话。江青说，肖华是总政主任，发文件，把总政和军委并列，是什么意思？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，也都有讲话稿。显而易见，这次“批肖”，是江青、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，对我们搞突然袭击。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肖华的问题，我们又不知道江青、叶群代表谁的旨意，事关重大，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：本次会议内容必须严格保密，不得外传，此为纪律。然而，散会后，杨勇同志将会议内容传达至北京军区，消息不慎泄露。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妥善保管，被群众组织窃取，会议内容因此被知晓。当晚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与总政文工团部分人员抄查了肖华的住所，抢走了大量文件。肖华同志从后门逃脱，跑来向我求助，因我家门口聚集了大量群众，她又转至傅钟同志处，乘车前往西山居住，才幸免于难。我得知情况后，当晚指示全军文革部门立即展开调查。调查发现杨勇泄露了会议内容，我随即联系他，他表达了诚挚的悔过。
翌日清晨，军委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召开。杨勇同志抵达后，我当众指正了他。江青以讽刺的口吻问：“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？他是不是藏匿了？”肖华随后到来，描述了昨晚遭受抄家的遭遇。我怒不可遏，一拍桌子，导致茶杯盖子掉落。叶帅也愤怒地表示：“肖华是我所庇护的，若有罪责，应由我来承担！”他也重重地拍了桌子，以至于手骨受伤。所谓的“京西宾馆事件”，便是如此爆发。事后，该事件被定性为“二月逆流”中的主要“反党罪行”。
近期，杨勇同志遭遇了新的困境。在廖汉生政委因“二月兵变”被指责后，杨勇同志接手了军区的工作。叶剑英同志在一月时紧急告知我，杨勇同志可能无法保全。我询问原因，他解释说上级意图对杨勇进行严厉的惩处，几乎是要将其“烧焦”。我推测这位上级可能是林彪。据我所知，林彪曾表示，杨勇从不单独向他汇报，而是每次都带着廖汉生一同汇报。林彪还提到，杨勇对反彭黄行动不够积极，这表明林彪对杨勇早已心存芥蒂。杨勇同志在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时，正好给了林彪一个整治他的机会。1月23日，文工团的一些人来到我家门口，高喊“打倒杨勇”的口号，要求我接见并表态，否则他们不会离开。我接见了他们，表示杨勇同志的错误可以揭露，但应遵守政策，不应将其彻底打倒。然而，这些话在当时已经没有人愿意听取，效果甚微。
1982年8月，徐向前将军及其夫人黄杰女士，于京城寓所门前。
全军文革成立时，林彪曾规定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，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，有事要先请示中央文革，然后报告他。我上任之初，针对各单位乱揪乱斗领导干部的不正常状况，请出顾问江青来，陪我去讲话，保干部，不准乱揪乱斗。去了两三次，江青就不干了，她说：“如此下去，我岂不是成了军队的消防队？”此后，她甚至不再接听我的电话。向中央文革请示问题时，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，均如石沉大海，音讯全无。林彪更是神秘莫测，深居简出，鲜少露面回应问题。叶剑英身为军委秘书长，我担任全军文革组长，我们被推至最前线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徐立清、李曼村等同志亦然。当时，军队陷入一片混乱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纷纷进京，暂居于京西宾馆以求避难。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，有的被一派势力带走，有的被隐藏起来，下落不明。各地的“造反派”肆无忌惮，四处哄抢档案、查抄文件、冲击军事机关、抢劫武器弹药……军队指挥系统陷入瘫痪，无法履行战备职责，我们呼吁无门，求助无果，自然倍感焦虑。为了应对这一混乱局面，我与叶剑英、聂荣臻同志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，甚至邀请陈毅、刘伯承同志参与，尽管大家忧虑和愤怒，却苦于想不出有效的扭转局势之策。当时，若脱离中央文革和林彪，军委对于重大问题无法作出决策，即便是针对具体问题作出决定，又有谁会听从呢？
接连遭遇对肖华的批判与对杨勇的揪斗，我们焦虑不安，屡次尝试联系林彪，却始终未能如愿。情急之下，我决定采取直接行动，亲自“闯宫”。1月24日傍晚，晚餐过后，我乘车直奔林彪的住所——毛家湾。林彪的秘书见到我突如其来的造访，不便阻拦，便带我至会客室，此时林彪与陈伯达正进行着交谈。我直言不讳，向林彪描述了军队当前的混乱局面，并直言：为了军队的稳定，这种混乱不能再持续，必须制定几项规定，例如禁止成立战斗组织、禁止随意揪斗领导干部、禁止夺权等。林彪连连点头，表示赞同，并即刻口述，由秘书记录，整理出七条建议。随后，他提议邀请叶剑英和聂荣臻一同研究这些建议。陈伯达随后起身离开。叶剑英和聂荣臻到来后，均表示支持这七条建议。最终决定由我们三人前往钓鱼台，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。我还特地致电陈毅同志，邀请他一同前往钓鱼台参会，认为多一个人便多一份助力。
抵达钓鱼台时，中央文革的成员齐聚一堂，陈伯达亦在其中。他们特地邀请了周恩来总理。我详细阐述了该文件的成因，并请人宣读了文件内容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，最终得以顺利通过。江青坐在角落里，语气中透露出不满：“向前同志年事已高，不宜再担任工作！”这番话显然流露出她的不悦情绪。我心想，看来我刚刚崭露头角，恐怕就要面临退场的命运了。陈伯达将文件塞入我的口袋，叮嘱我：“文件已经通过，你赶快离开吧！”我随即起身告辞，将文件送往林彪办公室，回到家时已是凌晨四时。“七条”文件送达毛主席处审批。毛主席建议将文件交由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，以征求他们的意见。在讨论过程中，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部分高干子女参与抄家事件，影响恶劣，大家一致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。我们采纳了这一建议，“七条”因此演变成了“八条”。1月28日下午五时，我与林彪一同前往中南海，将“八条”文件呈送毛主席审批。毛主席对此表示完全赞同，并当场批示：“所定八条，甚好，照发。”林彪拿到批示后，对毛主席说：“主席，您批了这个文件，真是千秋功业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据我观察，林彪当时心中自有打算。作为国防部长，他主持军委工作，掌握军权，面对军队的混乱局面，若向毛主席交代不了，对他来说无疑是得不偿失。
我们随即以“军委八条命令”的名义正式发布了文件。
凭借这“八条命令”作为有力的武器，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们信心倍增，腰杆更加挺直。部分军区甚至将省委的负责同志接到军区大院进行保护。在此期间，对那些冲击军事机关、肆意打砸抢的“造反派”进行了逮捕。然而，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一心想制造混乱的人，却因怒火中烧而诬陷军队“镇压群众”，称之为“带枪的刘邓陶路线”，企图煽动群众，意图推翻“八条命令”，扰乱军队秩序，以便在混乱中夺取权力。
自2月8日起，周恩来同志于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，集中讨论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战略问题。与会者包括周恩来、李富春、陈毅、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谭震林、李先念、余秋里、谷牧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、关锋等同志。会议决定每两三天举行一次，时间定于下午。在会上，我们这些资深同志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、康生等人，围绕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
那时，地方上的混乱程度比军队更甚。国务院系统受到猛烈冲击，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。老同志不约而同憋着一肚子气，忧党忧国忧民嘛！9日的会上，我和陈伯达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。他说刘志坚是“叛徒”，对抗中央文革，破坏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我听了很反感，觉得他是无中生有，信口雌黄。因为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，虽曾受伤被俘，但于第二天押解途中，即被我军抢回，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。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。我对他讲了这个情况，说“刘志坚不是叛徒”。陈伯达竟蛮横无理地说：“刘志坚叛徒的指控已定，不可更改！”我愤怒地质问：“你依据何物定案？毫无证据怎可定案？”我还针对他前几日在三座门接见群众时，虚伪地表示“不仅保护你们，也要保护徐向前”的言论，激动地拍案质问：“谁需要你保护？我需要你保护什么？”11日下午的会议继续进行，叶剑英同志在发言中强调军队不能失控。我表示：“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，若军队继续陷入混乱，还需不需这根支柱？若不需，那我们这些人不如回家种田！”会议最终不欢而散。
16日的会议标志着斗争的巅峰，遗憾的是，我未能亲身参与其中。然而，会议结束后，我仔细阅读了会议简报，对会议的内容有了详尽的了解。
那天的会议，本来是准备研究地方上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问题的。正式开会前，谭震林同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，张借口要回上海后同群众商量一下再说。谭就冒火啦，说：“什么群众，老是群众群众，还有党的领导哩！不要党的领导，一天到晚，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，自己教育自己，自己搞革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形而上学！”“你们的目的，就是要整掉老干部。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，40年的革命，落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”“黑五类，有人讲话；高干子弟，怎么没人说话！高干子弟往往挨整，见高干子弟就揪，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？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，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。这不是形而上学吗？”又说：“蒯大富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个反革命！搞了个百丑图。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。”“这一次，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。”“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，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！……我就是不要她保！我是为党工作，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！”这时，谭震林拿起文件、衣服，要退出会场，说：“你们继续吧，我不参与了！”“即使砍头、坐牢、开除党籍，也要坚持斗争到底！”周总理劝谭震林同志返回，陈毅同志也表示：“不要离开，要留下来继续斗争！”最终，谭震林同志没有离开会场。
接着，陈毅说：“这些家伙上台，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。”又讲了延安整风，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。还说：“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？”余秋里同志也拍了桌子，说：“这样对老干部，怎么行！计委不给我道歉，我就不去检讨！”李先念同志说：“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。”还说：“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，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，还有什么大串连，老干部统统打掉了。”谭震林同志说：“我认为10月5日的紧急指示，其消极影响是主要的。”
在此次会议上，康生、张春桥、谢富治等人身处被告席，显得十分狼狈。会议结束后，张春桥、王力、姚文元向江青做了汇报，并制作了一份诬陷性的材料，向毛主席告发我方。我后来得知，毛主席起初只是微笑，并未发表意见。然而，当听到陈毅同志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言论后，他的脸色变得严肃，质问：“难道延安整风也有误吗？难道还需要召回王明等人？”他甚至说：“若如此，陈毅可上台，我则退位，我和林彪回井冈山，江青被枪毙，康生被流放！”在政治局碰头会上，连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江青一伙先行诬告，使周恩来总理陷入了困境。
毛泽东对“怀仁堂风波”表达了立场，导致江青等人欣喜若狂。随后，在中南海紧急召开政治局生活会，对我们进行批判，持续了一周时间。康生率先对我发难，气势逼人地问道：“军队不是你的吗，徐向前？”与此同时，社会上掀起了反击“二月逆流”的风潮，口号包括“炮轰”、“火烧”、“打倒”所谓的“二月逆流黑干将”，并成立了专门针对谭、陈的联络站，甚至要“挖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”！所谓的“黑后台”显然是指周恩来总理。陈伯达在3月份的一次京西宾馆会议上表示：徐向前是这场风波的领头羊！他还说，“二月逆流”扰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，原本预计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二月、三月、四月能够有所突破，但他们却将运动压制了下去。此后，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议被直接取消。
1967年3月24日，肖华顺利“过关”，随即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工作的主持者。听闻此决定，我心中不禁长舒一口气。肩负全军文革组长重任不过短短三个月，便让我疲于应对，日夜不得片刻安宁，即便每日抽两盒烟亦不足以缓解疲惫，其劳累程度甚至超过了昔日战场上的奔波。弃此职务，正中我下怀。